 |
中国商业信用发展的制度障碍 |
|
中国商业信用发展的制度障碍
|
| |
| |
1949年到1955年，商业信用制度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1955年我国禁止国营经济发生商业信用，商业信用制度发生了强制性制度变迁。从1980年起我国逐渐恢复了商业信用，商业信用制度发生了第二次制度变迁。改革开放以来商业信用制度的变迁有两个特征：其一，它是在“外部收益”诱致下发生的，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；其二，它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，明显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非政府主体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。中国商业信用制度进一步发展还存在不少障碍因素：一是在商业信用制度结构中，各项相关的制度安排还有待建立和完善；二是商业信用的发展受到路径依赖制约。
一、商业信用的相关制度安排滞后
1.银行票据业务制度安排滞后
银行信用制度是与商业信用制度最为密切的制度安排，商业信用制度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银行信用制度的参与，特别是票据化的商业信用更依托于银行信用制度来运转。商业承兑汇票的流通，需要借助于银行的贴现、再贴现操作来完成。银行承兑汇票则更需要银行承兑、贴现、转贴现及再贴现，才能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中间背书、转让、流通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银行信用制度的票据业务功能是否健全完善，决定了商业信用的票据化能否规范发展，决定了商业票据市场能否扩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国有银行仍然垄断金融市场，国有银行经营体制改革缓慢，票据业务发展滞后，票据业务操作不规范不健全，制约了商业信用制度的发展。
2.征信制度安排滞后
计划经济时期，在政府信用担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，国有企业之间发生商业信用关系不考虑征信问题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经济成份出现多元化，除国有经济外，个体、私营、“三资”经济等非国有经济逐渐壮大，这些非国有经济不存在政府信用担保。而且，随着国营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，国有企业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，政府信用开始退出企业并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少企业不守信用，恶意拖欠货款，甚至从事诈骗犯罪活动，企业征信需求日益突现出来。目前从事国内企业资信调查的有三类：一是中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，约有40家；二是政府部门如对外经济贸易部系统、国家统计系统、国家工商管理系统及各专业银行系统的资信调查机构；三是进入中国的外资征信公司，如美国的邓白氏公司（Dun&BradstreetInc.）等。中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与政府部门资信调查机构处于各自为战状态，提供的征信服务也极为有限。
征信制度安排的供给滞后，使企业在交易活动中因不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，而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商业信用票据，同样，别人也不愿接受自己签发商业票据，企业签发、接受商业票据规模受到限制。银行承兑汇票因为有银行信用作保证，企业较乐意使用，但因为征信制度不健全，银行又不乐意扩大承兑业务。与银行承兑汇票相比，商业承兑汇票最不受欢迎。因为征信制度滞后，商业承兑汇票具有更大风险，在商业信用市场上最受冷落，以致目前只占商业票据市场的微小比例，商业票据市场结构也因之呈现畸形状态。
3.违约惩罚制度安排滞后
一国商业信用制度能否健全有效，还决定于是否建立了配套的违约惩罚制度安排。惩罚机制是商业信用制度正常运转的保证，违约惩罚制度安排供给滞后则会导致商业信用制度运转阻滞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发展就受到违约惩罚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影响。长期以来，我国有些企业之所以敢于不讲信用，不守合同，恶意拖欠，甚至诈骗犯罪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约惩罚制度不健全。在市场经济中，对于违约企业的惩罚除法律制裁外，另外最为严厉的处罚是堵塞其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。阻止沾有信用污点的企业再从事违约商业活动，不仅要靠政府部门，更主要的是需要所有市场参与者共同实施惩罚，即拒绝再次与违约企业发生商业往来。但是，目前从政府管理部门的惩罚制度安排来看，工商管理部门、司法部门对于违法企业的惩罚过于轻微，以致违法者违法收益远大于违法成本；从市场参与者对违法、违约者的惩罚来看，则存在“惩罚者缺位”问题，即市场参与者无法对沾有信用污点的企业或个人实施处罚。“惩罚者缺位”又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特别是征信制度安排供给不足有关，因为征信制度不健全，使得市场参与者无法知道谁是沾有信用污点者，或者说市场参与者知道谁是沾有信用污点者的成本极高，从而影响其在征信方面的支出。
违约惩罚制度安排的滞后，不履行债务合约的行为就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罚，财产权（包括债权）也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，结果违约方、债务方得益，而守约方、债权方反倒受损，因此商业信用不可能正常展开。另外，守信行为得不到足够的奖励时，企业（当事人）的守信收益会小于社会的守信收益，而失信行为得不到必要的惩罚时，企业（当事人）的失信成本小于社会的失信成本，持续下去就会产生商业信用市场运行的“市场失败”。商业信用运行“市场失败”的结果导致社会商业信用交易萎缩，信用制度发展迟缓。
二、商业信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
1.政府主导的路径依赖
中国商业信用的制度变迁走的是政府主导型道路，这一路径依赖正在影响而且还将影响商业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发展。对于商业信用制度变迁中政府主导的路径依赖性，应客观地全面地看待，不可片面否定。政府主导作用有助于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建立，有助于推进诱致性商业信用制度变迁的发展，有助于弥补“市场失灵”的缺陷。但是，政府主导商业信用制度变迁又存在很多弊端。政府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，剔除某些对非政府主体有益的制度安排；可能过度干预商业信用市场的发展，形成市场发展的畸形；可能企图运用以前惯用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市场问题，造成计划管理方式的复归；政府还可能因为官僚主义而相互推诿，不履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，等等。商业信用制度运行的基础是市场，商业信用的进一步发展既需要政府主导，又必须防止政府“越位”干预。
2.政府信用担保的路径依赖
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在我国建立“产权明晰，权责明确，政企分开，管理科学”的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但是，产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；政府信用的担保作用虽然有所减弱，但不可能完全退出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仍贯穿于商业信用的发展之中。
政府隐含担保意味着，所有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人是国家，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借贷行为，而是相互“挪用”，那么国有企业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信用基础或信用关系，因此，产生了“欠债不还，欠债有理，欠债有利”等不守信用的逻辑观念。
3.挂帐式、口头式传统商业信用方式的路径依赖
我国传统的商业信用方式是挂帐式、口头式的商业信用，票据化的商业信用发展迟缓。商业信用的这一历史特色，一直在新中国的商业信用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，即使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采取严厉的禁止措施，赊购赊销、预收预付货款等挂帐式、口头式商业信用仍然存在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商业信用的制度变迁就是从政府恢复传统的商业信用形式开始的。在随后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，挂帐式、口头式商业信用规模越来越大，而票据化的商业信用却相对发展滞后。现在，仍有不少企业习惯使用传统形式的商业信用方式，不太喜欢运用票据化的商业信用，正是传统商业信用方式路径依赖的反映。
——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》 | |
| |
|
|
|
|
